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中原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形成了各民族艺术的大交融，中国戏剧就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是“百戏”。汉代张衡在《西京赋》中记录西汉京城长安百戏的表演盛况。他说：“百戏”表演场地多在广场之中，节目有角抵、竞技、假面戏、化妆歌舞、斗兽、幻术等。“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銛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是指角力竞技；“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是指假面拟态之戏；“女娲坐而民歌、声清扬而委婉、洪涯立而指麾(挥)，被毛羽之纤丽”，是指化妆歌舞；“熊虎升而拿攫，猿穴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百象行孕，垂鼻辚”，是指斗兽戏或斗兽的“大狡猎”；“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舍利，化为仙车，骊驾四鹿，华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戏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是指幻术杂技节目。其中角抵戏形式颇为戏剧史家所注目，它被一些史学家判定为戏剧形式确立的标志。中国戏曲的唱、念、坐、打、舞等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正是在“百戏”中孕育形成的。而这些百戏“大率其术皆西域来耳”(《三才图会》)。《通典》也记载：大抵散乐杂戏“皆出西域”。西域的散乐、歌舞、百戏乃至风情一经传入中原，便为朝廷及世人所喜爱。《汉书·乐志》云：“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这是各民族文化艺术相互交融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中国戏曲是中国各民族集体创造的。中国戏剧的雏形在唐代已经形成，这就是歌舞戏和参军戏。唐代戏剧是在汉代百戏中发展形成的，无论是歌舞戏、还是参军戏，都有故事情节和人物表演，载歌载舞，有说有白。到了宋代，继承唐代参军戏的传统，吸收歌舞技艺，将它们综合起来而形成宋杂剧。金院本是从上古优到中古角抵戏、歌舞小戏、参军戏到宋杂剧的最后一个过渡形态。坎坷的路途，漫长的历程即将结束了。

那么，龟兹乐舞与中国戏剧的发展史到底存在着哪些直接与间接的联系呢?

龟兹，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明珠，龟兹文化是东西方文明碰撞融会而创造的辉煌结晶。龟兹在汉唐时期，就在西域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始置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唐显庆二年(657年)统一西域，并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后升格为大都护府，其管辖范围包括现今天山以南和葱岭以东的广袤地域。龟兹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龟兹文化除了它灿烂的佛教艺术、多元的语言文字，最重大的成就便是它美妙绝伦的音乐艺术和舞蹈艺术，这两种艺术学术界统称为“龟兹乐舞”。

早在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383年)派吕光破龟兹，得“龟兹乐”。吕光死后“龟兹乐”流失于民间。5世纪再度复苏于中原，《隋书·音乐志》载：“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三部”。“龟兹乐”部有舞者二人，衣饰为红抹额，绯袄、白裤帑、乌皮靴。乐曲有歌曲《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儿》，舞曲《小天》、《疏勒盐》。弹弦乐器有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吹奏乐器有笙一、笛一、筚篥一、贝一。打击乐器有毛员鼓一、都县鼓一、答腊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鸡娄鼓一、铜鼓一。乐工二十人，戴皂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龟兹乐或杂以龟兹的破陈乐“其声震厉，或其声焦杀，特异众乐。”龟兹乐统称龟兹伎，属歌舞戏，为隋唐七部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