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嘀嘀嗒”:中共地下电台诞生记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国民党军警破门而入,“噔噔蹬”冲向小阁楼。在“嘀嘀嗒嗒”声中,李侠发出这最后一组电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树立了一代中共地下报务员的形象。

临近解放,遭敌破坏的中共上海地下电台,一部是张唯一领导、负责与党中央联系的李白电台,1948年11月,李白牺牲。另一部是秦鸿钧电台,先后由刘长胜和张承宗领导、对接中共华东局。后为长期隐蔽和安全考虑,上海只与中央联系,停止与华东局联络。该电台在1949年3月被破,秦鸿钧就义。

中共地下电台是伴随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而诞生的。在1928年党的“六大”后,筹建电台摆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党中央无论与湘赣边界等不断壮大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还是与白区各地坚持斗争的党组织联系,都需现代化的、更为快捷方便和安全的无线电通讯。于是,地下电台的筹建,必然选择了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上海。

上海:中共首个报务员由国军电台培养

1928年10月的一天。时任中共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赶往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惠中旅馆。接上级通知,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伍豪 (周恩来)要找他谈话。

走进一楼的一个房间,张沈川见到周恩来,他刚开完“六大”,从莫斯科来到上海。屋里等待谈话的,有何叔衡等五六个人,没互相介绍,谈完一个走一个。张沈川记得清楚:“恩来同志和我谈话时,对我的情况问得很详细。问我过去在什么地方念书,参加过哪些政治运动。”

“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由谁介绍的?”周恩来问。

“1926年11月在南昌入党,介绍人是朱雅林(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等职)。”

张沈川回忆:“最后,他代表组织决定让我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要我找到学习场所后,向组织上汇报。以后,李强就经常帮助我学习,每月的生活费也是他带给我的。”

他说的李强,为中央特科第四科无线电通讯科的科长,是筹建地下电台的负责人。

与周恩来谈话后,张沈川留意起这方面的信息。一天,他从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学校在老西门的蓬莱路,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校牌,另一块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并有卫兵站岗。其实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刘鹤年台长兼校长,办学校是利用电台的资源赚外快。

化名“张燕铭”的张沈川,经考试后被录取。为方便学习,他搬到离校不远的菜市路(今顺昌路),住在培德小学的亭子间里。组织为他买了电键、蜂鸣器和干电池等,还花12个银圆买了个矿石收音机和一副耳机,相当于527.4元。那时,一个普通职员每月薪水,不过4到6元。李强来帮他装了天线和地线,只能抄收徐家汇天文台长波发射的法文气象预报。

学校第一期学员50名,1928年11月开学,全是走读,上课在夜晚。来自交大的两位教授教无线电学基础知识,军用电台的报务员则教收发报。1929年5月结业后,经刘鹤年同意,张沈川留在电台做实习生,并搬入电台宿舍。同住的技工姓杨,张沈川向他学了换装发射天线、充蓄电池和装无线电收音机等技术。

晚上,有的报务员要出去玩,就叫张沈川代班收发报。刚开始,报务主任还在一旁监工,几次下来没差错,就让他独自代班。中共培养的第一名报务员,在国民党军队的电台上起了班。趁深夜一人值班之机,他偷偷抄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组织。

到了夏天,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来实习的张健等3人来到这里。张沈川感到,自己被他们盯上了。果然,一天上班,见收报机上贴了张纸条:“昨天晚上谁值班?工作有错误。”

他想,昨晚是自己代班,值班本有记录,明摆着是要找茬。于是,他向刘鹤年提出:现在实习人多,自己机会少,决定离开电台,另谋职业。7月,张沈川走出了第六军用电台。

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的中共学员

在张沈川进入上海无线电学校之前,在距上海西北七千多公里的莫斯科,中共开始在海外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来得好。

1928年暑假前,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劳大”)的上海嘉定人毛齐华,接过一份名单。给他名单的“劳大”秘书长阿勃拉姆莫索,要他这个“劳大”支部局组织委员通知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与他自己一起去见他。

在秘书长办公室。阿勃拉姆莫索对这6人说:“应中共代表团要求,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并得到第三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去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提醒,“这是绝对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讲。你们白天照常在学校上课,晚上去学习。”

一位苏联同志带他们去报到。在路上,按事先约定是每人之间保持一段距离,不结伴而行,以免引人注目。走了约两里多,到了国际无线电训练班驻地,接待他们的也是苏联同志。从此,他们每周两晚来学习,每次两小时。平时,还是在“劳大”学习和工作,其他同学根本不知道他们有这项秘密学习任务。

不久,学校放暑假。毛齐华在参观东方大学野营活动时,正逢周恩来到校向中国学生传达“六大”会议精神。吃饭时,周恩来对他说,“你们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

“短短的两句话,给我印象至深。”毛齐华一直记着未忘。

训练班由苏联老师教授,先“嘀嘀嗒”学收发报技术,规定了每分钟要完成的收抄数。暑假后,学习无线电基本原理、机器零件制作,还要去自动发射台和小工厂实习。老师特别强调要学会用简单工具制作电容器、变压器和线圈等无线电元件,以适应国内斗争环境的需要。

到1929年底,毛齐华他们离开了“劳大”,搬进了训练班的宿舍。此时,日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中止学习,被调去做共青团工作,学员变为5人。

从1929年下半年起,训练班课程增加了学骑马、开车、使用武器和掌握爆破技术等,还要学习英语。内容增加了,无线电通讯仍是主业。除了参观国际电台,自1930年起,实际应用增多。毛齐华和他的伙伴常带着自己制作的收发报机,乘火车到几十公里外的莫斯科郊外开练,与业余电台CQ(CQ是业余电台通信中没特定联络对象的普遍呼叫,一般呼叫1到3次:CQ。CQ。CQ。听到呼叫的任何台都可回答,发出呼叫的逐个与应答台联络)。毛齐华说,“顺利时,一个晚上可和十几个西欧国家业余爱好者电台通报。”

1930年初冬,毕业回国的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4人到上海。按规定住进三马路一家旅馆。第二天,李强来了,与中共在苏学习无线电通讯的同志会师。此为后话。

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的中共学员

在张沈川进入上海无线电学校之前,在距上海西北七千多公里的莫斯科,中共开始在海外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来得好。

1928年暑假前,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劳大”)的上海嘉定人毛齐华,接过一份名单。给他名单的“劳大”秘书长阿勃拉姆莫索,要他这个“劳大”支部局组织委员通知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与他自己一起去见他。

在秘书长办公室。阿勃拉姆莫索对这6人说:“应中共代表团要求,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并得到第三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去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提醒,“这是绝对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讲。你们白天照常在学校上课,晚上去学习。”

一位苏联同志带他们去报到。在路上,按事先约定是每人之间保持一段距离,不结伴而行,以免引人注目。走了约两里多,到了国际无线电训练班驻地,接待他们的也是苏联同志。从此,他们每周两晚来学习,每次两小时。平时,还是在“劳大”学习和工作,其他同学根本不知道他们有这项秘密学习任务。

不久,学校放暑假。毛齐华在参观东方大学野营活动时,正逢周恩来到校向中国学生传达“六大”会议精神。吃饭时,周恩来对他说,“你们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

“短短的两句话,给我印象至深。”毛齐华一直记着未忘。

训练班由苏联老师教授,先“嘀嘀嗒”学收发报技术,规定了每分钟要完成的收抄数。暑假后,学习无线电基本原理、机器零件制作,还要去自动发射台和小工厂实习。老师特别强调要学会用简单工具制作电容器、变压器和线圈等无线电元件,以适应国内斗争环境的需要。

到1929年底,毛齐华他们离开了“劳大”,搬进了训练班的宿舍。此时,日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中止学习,被调去做共青团工作,学员变为5人。

从1929年下半年起,训练班课程增加了学骑马、开车、使用武器和掌握爆破技术等,还要学习英语。内容增加了,无线电通讯仍是主业。除了参观国际电台,自1930年起,实际应用增多。毛齐华和他的伙伴常带着自己制作的收发报机,乘火车到几十公里外的莫斯科郊外开练,与业余电台CQ(CQ是业余电台通信中没特定联络对象的普遍呼叫,一般呼叫1到3次:CQ。CQ。CQ。听到呼叫的任何台都可回答,发出呼叫的逐个与应答台联络)。毛齐华说,“顺利时,一个晚上可和十几个西欧国家业余爱好者电台通报。”

1930年初冬,毕业回国的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4人到上海。按规定住进三马路一家旅馆。第二天,李强来了,与中共在苏学习无线电通讯的同志会师。此为后话。

责任编辑: 闫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