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在筹备了10多年后，拍摄完成的《辛德勒名单》改编自真实事件：一个名叫奥斯卡·辛德勒的投机商人在二战中拯救了1000多名波兰犹太人的生命！为了突出影片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斯皮尔伯格采用了近乎纪录片的黑白方式讲述了在那个年代屠杀的肆意和拯救的艰辛。1939年德军攻占波兰后，随即对犹太人采取了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尔后是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影片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幕是：德国军官在此起彼伏的枪声中神采飞扬地弹着钢琴。这让我们开始质疑人类文明的局限性。影片虽然为黑白片，但一个小女孩身穿的红色的外套是本片唯一的彩色，而在德军焚烧掩埋过犹太人的尸体时，我们再次看到了红色，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辛德勒的面部首次流露出感情。这被认为是他前后判若两人的“分水岭”。这之后，辛德勒开始了艰辛的拯救之旅。影片最后的确有煽情嫌疑，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影片的尊重和推崇，据说本片在美国上映时吃爆米花被认为是不适行为。海明威的著名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传达出这样的信念：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与另一个人息息相关，人类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在犹太人的文化里传送着如此振聋发聩的名言：救一人命等于救全人类！美籍英国诗人维·休·奥登在1939年德军攻占波兰后写出了如下诗句“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亡”（《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继《辛德勒名单》之后，斯皮尔伯格拍摄完成了另一部经典战争题材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这部影片素有“影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电影”之美誉。前28分钟导演为了表现战争的残酷极其渲染暴力场面。但斯皮尔伯格并未浅尝辄止，他深知战争到底带给人类什么。影片随即告别了血雨腥风的暴力叙事，而转向矛盾冲突多线性叙事。约翰·米勒上尉率领的8人小分队，深入敌后去拯救一个名叫詹姆士·瑞恩的士兵。（因为他的三个哥哥均已战死沙场）影片中最让人心灵受到震撼的是美国士兵在生命垂危时苦喊“妈妈，妈妈”。是啊，他们“怕死”他们不象我们的抗战烈士豪言壮语，在生死面前大义凛然。可这难道不是更真实吗？因为它包含了对生命的敬畏与惋惜之情。影片对人在残酷战争下心理状态的剖析是通过米勒上尉那只颤抖不停的手和掩面抽泣达到的。而随军翻译库伯在影片中是人类良知的“代言人”，他反对杀死那个投降的德军士兵，可最后他不得不亲手杀死那个重返战场的德军士兵。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极大反讽！影片采用的是倒叙手法。电影结尾当被拯救的瑞恩在米勒上尉的墓前问他的妻子“我是一个好人吗？”我们才真正领悟到拯救的真实意义：在于对一个人灵魂的“拯救”。这也刚好衔接上米勒上尉在临死前对瑞恩意味深长的遗言：做一个好人，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影片升华到一定的高度。虽然反好莱坞人士把本片依旧视为是好莱坞工厂的流水线产品，可是本片对人性的挖掘和审视以及对战争的控诉堪称是战争题材电影的典范，而影片中流露出的脉脉温情令不少人潸然泪下。另一方面影片中流露出的对士兵献身精神的讴歌之情，有碍于我们对战争的深刻认识，而俄罗斯电影《战场上的布谷鸟》却可以矫正视听，弥补漏洞。

    《战场上的布谷鸟》试图探讨个体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一个普通的人必须拿起武器以他人为敌，甚至杀死一个与他毫无恩怨的人，他也是一个在国家号召下应征入伍的人，一个在家可能是慈父或者孝子的普通人。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用“改变“简直是抬举了，毫不客气的说是“强奸”。影片讲述了一个德占波兰士兵在战争中和战争结束后判若两人的行为变化，当他处心积虑一心想杀死那个苏联士兵的愿望得逞后，也恰好得知了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看到他惊慌失措，因为这意味着他意识到自己在“犯罪”，这一切只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他迅速将苏联士兵背回小木屋疗伤。这种“身份”的转变，是国家“解放”个体后重新的选择良知和道德！同时让我们有感于人与人之所以无情的杀戮是因为国家意志凌驾于个体之上，而国家意志的强压是个体佝偻于侏儒的天空残喘不息。

    以此来对比我们的战争题材电影，不是一味的歌功颂德，就是对日本人的丑化。搞的中国人精明而日本人愚蠢，活脱脱的一出出《卖拐》喜剧。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虽然也涉及到对德军的丑化，可它的立意也远高于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审美旨趣低到可以与蚂蚁比肩了。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我们的记忆，我们对耻辱的记忆和我们对在战争中逝去先辈的感恩之心，将被遗忘于欢声笑语中。因为电影敢于承载记忆更乐于卸去记忆的包袱！（新疆师范大学 单伟强）